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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诗主要在唐代发展开来，那么元代的边塞诗怎么样呢？它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元代边塞诗在与之前历代边塞诗的对比中，逐渐显示出它特有的一面。它在内容和情感方面的变化，已使它不同于之前历代的边塞诗。在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它都有着自己的特色，都有着体现时代特色的内容。我们在回顾这些特殊因素时发现，其实这些还不足以表达它所有的成就。我们将它放进整个边塞诗发展史上来看的话，它的特殊性可能会更鲜明。它的特殊身份的诗人群体、它的不同的创作体式尝试，以及它在古代诗歌史上的作用都是我们该注意到的。在元代边塞诗的创作队伍中，活跃着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这本身便是之前历代边塞诗中少有的现象。而他们的数量之大和整体水平之高，都超出了之前的历代边塞诗，这与元代的社会性质有关。另外，在元代边塞诗的创作者队伍中，诗人的身份、地位各异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他们或高宫，或平民;将士，或谋臣;或为隐逸之士，或为方外之人;身份之复杂与民族之多样都成为元代边塞诗创作中的特殊现象，也由此形成了元代边塞诗迴异于其他边塞诗的独特风格。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身份使他们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汉人，必须推行汉化政策及“以汉治国”的策略。随着汉化程度的曰益加深，各民族诗人用汉文创作的水平也随之提高。在少数民族诗人创作中，出现大量的优秀汉文作品便不足为奇。随着少数民族诗人的加入，元代边塞诗的面貌发生改变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之前所论及的元代边塞诗的很多新变中，追根溯源的话，有很多都源自诗人的少数民族身份。元代诗人中的少数民族诗人群体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远有陈垣、吴梅、郑振铎等先生的幵拓之功，近有刘大杰、李修生、邓绍基等先生的推介之劳，元代的少数民族诗人群体逐渐在学人面前清晰起来。
对于他们的创作和成就，学界也逐渐开始肯定，这种学术氛围为我们再次介绍他们及其成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元代创作边塞诗的少数民族诗人不在少数，这与统治阶级的民族性及其国家、民族政策等有密切关系。元朝的特殊国家性质和它辽阔的疆域使其统治政策和重心也迥异于前朝，蒙古族的崛起和一统天下，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也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元世祖忽必烈的推行汉法改革，提倡儒学，仁宗时期恢复科举等举措，都为蒙古和色目等少数民族子弟学习汉文化提供了有效环境和动力。因此，有元一代，涌现出了很多善于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文人，他们在诗文、词曲、杂剧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元代边塞诗人队伍倍受关注，不仅因为他们的民族出身，而且也源于这些诗人们不同的身份地位。这里有居高位的扈从大臣，如以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身份扈从上都的周伯琉;也有隐居深山的隐士，如鹤鸣老人李俊民，如集隐士与重臣为一身的刘秉忠;还有不入红尘的宗教人士，如丘处机。他们的身份、地位的差异，以及所生长的环境的不同，使他们的边塞诗创作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这些身份本身亦成为元代边塞诗的特色。
在金元之际，李俊民是一位有名的隐者，李俊民，字用章，号鹤鸣老人，泽州人。生活在金末元初，在金末元初文坛，名望仅次于元好问，他一生著述颇丰，但因兵燹连绵，存之甚少，金末，“弃官不仕，以所学教授乡里，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金源南迁，隐于嵩山，后徙怀州，俄复隐于西山。”忽必烈在潜邸时，刘秉忠曾极力推荐他，世祖“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欲授以高官，李俊民坚辞不受，请求还山，忽必烈遣人护送之，死后，赐谥庄靖先生。
李俊民的边塞诗相对较少，但在这有限的诗歌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对于边塞题材的独特感受，“老眼近来闻泪少，那禁月下捣衣声”中那不断的姑声和老态龙钟的隐者形象让读者感怀不己。较有新意的是他的边塞诗联句之作《咏取周人汉广诗》，是对历代边塞诗中相关诗句的一种集大成，也是元代边塞诗体式上的一种新变。如果说李俊民是一位纯粹的隐士的话，那么刘秉忠的隐居便带有一种政治目的，是为之后的出仕蓄势。在元代边塞诗创作队伍中还活跃着一些方外人士，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崇尚不同的道义，他们由于各种因缘与边塞结缘，并留下很多优秀的边塞诗，如丘处机及其弟子。
实际上，他的弟子李志常所著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虽不是边塞诗作，但却为我们了解元代边塞诗，特别是西征诗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丘处机西征途中的诗歌，并为研究中西交通和地理等知识的学人提供了不少宝贵材料。元代边塞诗人身份与地位的不同，也带来了不同的边塞诗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加上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在他们的笔下汇成了一首首风格迥异的边塞诗，永远流动在后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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