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受足下：辱书，为赐甚大。然所称道过盛，岂所谓诱之而欲其至于是欤？不敢当，不敢当!其中择其一二近似者而窃取之，则于交友忠而不反于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则未敢自谓能尔也。不敢当，不敢当！至于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皆圣贤之事业，知其智能谋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祸福吉凶之来，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恒；君子得福为恒，而小人得福为幸，以其所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则吉，小人则凶”者，不可也。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之善恶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岂不约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穷通，自我为之。”吾恐未合于道。足下征前世而言之，则知矣；若曰：“以道德为己任，穷通之来，不接吾心。”则可也。穷居荒凉出无驴马因与人绝一室之内有以自娱足下喜吾复脱祸乱不当安安而居迟迟而来也!
与卫中行书注释
大受兄：承蒙来信，给予我的恩惠甚多。然而你对我的称道太多，难道这就是所说的诱导他而想让他达到这种境界吗?不敢当，不敢当!从你的称道中我私下先取一两条接近我的情况的，那就是在对交友之道的忠诚而绝不背后另搞一套这一方面，和我的情况稍微接近。这也不过是我内心之所好罢了，我坚持这么做，却不敢说自己能做到这样。不敢当，不敢当！
至于以急切追求富贵利达而救世为事业的，那都是圣人贤士之事业，都是知道自己的智谋能力能够胜任的人。像我 韩愈 ，又怎能做到这一点?与你初相识之时，我正十分贫困，衣食均有求于人。此后又在汴州、徐州相见，当时我都是做幕僚，每月有一定的俸禄收入，与之前相比，富裕了大约百倍，但是您看我的饮食穿戴，有什么不同变化吗？既然这样，那么我的志向，或许不是为此而热衷努力，我之所以念念不忘求官上进的原因，也是想将自己的小志向能在圣贤的大志向中实行啊。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
大凡祸福凶吉的到来，似乎都不取决于我自己。我想，君子遇祸是其不幸，而小人得祸应是常理；君子得福应是常理，而小人得福应是侥幸，根据他们的实际作为而自取祸福。如果一定说“君子就是得福，小人就是遇祸”，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贤与不贤取决于自身，而富贵与贫贱、遇祸与得福则存在于上天，名声之好坏则取决于他人。取决于自身的，我将勉力而行之；取决于上天、取决于他人的，我将听凭上天、他人而不用力去争取。这样，我所坚守的难道不就简单而容易实行了吗？你说：“命运的困顿与显达，取决于自我。”我认为此说未必合于常理。你用前世的例子做证明来谈论此事，那是很明智的；如果说：“以修养道德为自己的责任，祸福的到来，可以不关于心。”这样说是可以的。
我现在居住在穷僻荒凉之所，出门没有驴马可骑，因此与别人多断绝往来，一室之中，有可以自得其乐之事。你庆幸我又脱离了徐州兵乱之祸，那就不该安然而居、迟迟不到我这里来!
韩愈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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