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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我们在评判像李后主、宋徽宗这样的人物时，往往有两种标准，一种是政治标准，一种是文化标准。因为他们既是政治人物，又是艺术家。从政治的角度看，他们是亡国之君，是非常失败的;但从文化的角度看，他们又有着非常高的成就。蒋勋倾向于在讨论艺术问题的时候，主要采用艺术标准，他很反对将政治评判带到艺术评判中来，他认为这是政治史干扰了文化史，文化应该有独立的评判标准。
他对李后主的评价，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在他看来，像亡国这样惨痛的事件，不仅无损于李后主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反而对于文学是一件好事，“好像是注定要让一个文人亡一次国，然后他才会写出分量那么重的句子。如果不是遭遇这么大的事件，李后主的生命情调不会从早期有点轻浮、有点淫乐的状况转到那么低沉。”“好像真的是亡国换来了历史上的几首千古绝唱。”
这种态度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的艺术史，长期以来受政治史的影响很大，有时甚至是以政治标准为主。比如文学，有的人其实作品很烂，但因为在政治上“进步”，于是堂而皇之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相反，有些文学上很出色的作品，因为作者在政治上有问题，于是文学史也避而不谈，讳莫如深，或者评价不高。这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特别突出。这样的文学史在价值上是大打折扣的。
对于李后主的文学地位，蒋勋完全认同王国维的判断，认为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词的成就;没有李后主，后来的苏东坡、欧阳修可能就不会把词作为自己的文学形式。在李后主之前，词是酒楼、歌楼里歌妓们唱的艳曲，是很低下的东西，是李后主提升了词的地位和品位。
在蒋勋看来，这个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其实是出于机缘巧合。一方面，诗经过唐代的发展，已经达到达顶峰，再要突破几乎不可能了，这就需要另辟新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作为事后诸葛亮，可以这么说，向通俗文学寻求帮助是当时最佳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突破口。因为通俗文学虽然有太多模仿，但它也有一种高雅文学所缺少的活泼和力量。
这种突破，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寻找和探寻来达到的，它的实现，有极大的偶然性，而李煜恰好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充当了这一角色。在他的前半生，他甚至并不关心文学，没有想成为文学家，他只是耽于享乐，整天泡在流行歌曲里，与女性一起厮混。而被抓到北方后，“他利用流行歌曲的形式，把自己亡国以后的心境放进去，力量就出来了”。这真是文学史上最神奇的化学反应!他就这样不自觉然而又是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从伶人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蒋勋讲李后主词，特别关注它与流行歌曲的关系，他认为这是李后主对整个文学形式改变最大、贡献最大的地方。这种关系，首先在于他所用的词牌，很多就是当时民间艳情的流行歌曲，如《蝶恋花》、《长相思》、《望江南》、《望江梅》、《清平乐》等等。其次就是敢于用俚语入歌，如“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拂了一身还满”，“人间没个安排处”，“一重山，两重山”，“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等等。蒋勋认为，这些非常白话的语言，打破了唐诗已经固化的语言模式，可以表现唐诗没有办法描述的那种很新鲜的感觉，这就是李后主在文学上最大的突破。所以，他提出，我们在欣赏李后主词的时候，不能因为他是文学大家，就用看待其他正统文学的眼光去理解他，而要以欣赏流行歌曲的心情去体会他。这是很有趣的一点，以前很少有人这么讲，你如果换一种心态去读，也许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
有意思的是，蒋勋还特别注意到琼瑶与李后主之间的继承关系。他发现，“琼瑶用过很多李后主的句子。她最大的祖师爷大概就是李后主。”如琼瑶的《六个梦》、《烟雨蒙蒙》、《窗外》，就有很多李后主的东西，她的很多和情感有关的内容也有很明显的李后主的痕迹。只不过，李后主是把正统文学通俗化，而到了琼瑶这里则成了古典元素。它们的契合，可能是因为所表现的情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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