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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重情，宋诗重理，自古便有公论，唐人天真浪漫，生活中处处皆是景，由景生情，抒发性情，自然而由美。宋人当然也浪漫，但却少了几分唐人的天真，多了几分理性，主要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让两朝诗文也产生了根本上的不同。
比之于唐，宋人以哲理入诗，在对人生和世界的探索上，则更胜一筹，苏轼和王安石，他们的身份不只是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都是哲学家，所以他们的诗中，往往都富有很强的哲理。
苏轼的《题西林壁》和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哪一首诗哲理性更强?为什么?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苏轼和王安石的这两首诗都有深刻的哲理。至于谁的哲理性更强，单从诗本身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权威的比较方法。
王安石和苏轼两人，正是宋诗中的冠亚军。而这两首诗确实在写作方式、哲思高度、禅机隐喻中有很大的类似之处，但是两位高手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的思考还是有些不同。
我们具体来看两首诗。王安石《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东坡先生这首诗写庐山，是千古名篇，恰巧唐朝也有个诗人写过庐山，也是千古名篇，那人叫李白。
李白和苏轼，代表着唐宋诗的巅峰，又刚好都写过庐山，把两首诗对比起来读就非常有趣，李白狂放而浪漫，全篇都是眼前所见，恣意挥洒。而苏轼这首《题西林壁》，让人读完总会陷入深思。
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虽是写眼前所见实景，但却写出了庐山高低起伏的不同形态，作者所处于不同的位置，看到的庐山是完全不一样的。
末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景中抽身出来，谈谈游山体会，这是典型的即景说理，苏轼在远近高低不同的地方看过庐山之景后，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看到的每一处景，都是实景，但眼前之实景，实际上是被庐山的峰峦所局限，只能看到一峰一岭，而不能窥其全豹。
这就好比人生在世，哪怕你是皇帝，是整个帝国的掌控者，但你所知的天下事，又何尝不是被朝中的重峦叠嶂局限住了。世间的人们，处于不同的身份地位，扮演者不一样的社会角色，看待问题的出发点自然不同，那么看到的结果也必然不同，要摆脱眼前的蒙蔽，才能看清全局，可这又谈何容易，就如同你不可能飞到天上去俯瞰庐山一样。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要比《登飞来峰》晚上三十年。
实际上他们年纪相差并不远，所以在创作《题西林壁》的时候，苏轼已经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生死之惊扰，性格逐渐向佛道思想接近，人生已淡然，有意无意渗透进来的禅机则是他这首诗的思想底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两位都是当世高才，人生和仕途的路走到后来也差不多，所以两人才会从政敌变成好友，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一言九鼎，救了苏轼一命;而苏轼找到他彻夜谈心，引为美谈。
作为大学问家、散文家、诗家，二人在诗文革新、政治改革上虽有分歧，但殊途同归。这两人的晚期作品的文风实际上有些接近，不过王安石长于诗，而苏轼长于词牌。
说回这两首诗，实际上都是典型的宋诗特色。或者说是苏轼因循了王安石的宋诗特色，因为这种特色正是从王安石起。
而这两首诗的哲理性，因为诗人的年龄段不同，表达出两种不同的思考状态。不过都采用了类比、双关的手法，同时都是在写现实的不易，或者是身在高位，或者是深陷其中。从哲思上，都是很有高度，也颇有禅机的。
区别就在于王安石的志气满满，而苏轼的心意淡淡。
很难说谁的哲理性更高。还是看读者自身所处的时间段、社会环境以及个人性格吧。
年轻人自然觉得“不畏浮云遮望眼”更加励志和豪放，而上了年纪的人必然觉得“不识庐山真面目”才是更加通透和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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