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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    hú yuàn 宋代诗人

(93—1059)宋泰州如皋人,一作海陵人,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以经术教授吴中。仁宗景祐初,更定雅乐,以范仲淹荐,与阮逸同校钟律,分造钟磬。后教授湖州,弟子数百人,教学有法,规章制度悉备。庆历中兴太学,即取其法。皇祐中,迁国子监直讲,其徒益众,礼部取士,其弟子十居四五。嘉祐初,擢天章阁待制,仍治太学。以太常博士致仕。有《周易口议》、《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等。

本    名
胡瑗
所处时代
宋代
出生地
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江苏如皋)
去世时间
1059年
主要作品
《石壁》 《睢阳五老图》
主要成就
创立理学“安定学派”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创立苏湖教法
信    仰
儒学
祖    籍
陕西省子长县安定镇

生平

祖籍今陕西子长县的安定堡(一说现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4年)生于今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一下等官吏家庭。其家族世代显赫,始祖胡遵为晋车骑将军,后裔中曾有过两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10余人。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但自其父胡讷任宁海军节度推官后,在当时 属于下等官吏,因俸禄较少,竟步入“家贫无以自给”的境地。 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此间心志远大,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然而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即后来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 1034年(景祐元年),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原朝廷中向来重视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对废后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他为首任教席,并送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其为师。到任后,他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由于范公子能带头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门的学生无一胆敢肆意践踏。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学很快就成为了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 1036年,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正急于雅乐改进的宋仁宗召见,并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其间,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赞赏,事成后即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1040年(康定元年)8月,随镇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到陕西,被举荐为丹州(今宜川县)军事推官。此间撰《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 1041年(庆历元年),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学”。 1044年(庆历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1050年(皇祐2年)11 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时间完成。此间两人还合作撰就了《皇祐新乐图记》3卷。1052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讲教授),晋光禄寺丞。被征为太子中舍,后以殿中丞致仕。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 1056年(嘉祐元年),64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此时虽身为命官,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当时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储君、众多知名学者及礼部中的近半官员,故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视他为一代宗师,被神宗称为“真先生”。 晚年,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1059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后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谥“文昭”,葬于湖州原菰城附近。另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被范仲淹遵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文学大家苏东坡更曾写下过赞颂他的诗句“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 胡瑗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其主要贡献为: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朝廷取仕时的弊病,要求德、智、体、乐全面观察;实施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严格校规,言传身教;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遗著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等。 人物简介 胡瑗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 ,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胡瑗精通儒家经术 ,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 他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 、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是“用”。 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 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 胡瑗“白衣而为天下师”。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胡瑗在苏州、湖州一带任教实行的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 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口义》。

成就

教书育人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注重教育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 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 二是如何办好教育?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 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浇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士”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力纠时弊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 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改革教育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普及教育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 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 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提高素质

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提倡体、美、音乐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开拓创新。

社会实践

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外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书,主张接触实践,了解社会,浏览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 实行“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 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杰出思想

倡导天人合一 胡瑗不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他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主要根源于《周易》一书。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顾。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 。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丁宝书在《安定言行录》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2. 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以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当然,这里所说之“民”,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导在州县办官员学,则是从教育培养地方基层民众入手,努力提高他们素质。尤其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主张知行合一 胡瑗还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讲授“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时,因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久已失传,无形象教学之具供学生观摩,就自制挂图,悬于讲堂之上,让学生直观,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另外,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远近地区去游历考察,观名山大川,开阔学生视野,做到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统一。

历史地位

胡瑗一生的人格风范,成就业绩,不仅受到北宋王朝的充分肯定和北宋学子、学者的倾心敬仰,而且受到后世历代人们的钦佩。 宋神宗《御题胡安定先生》赞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运而尊,如泰山特屹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从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联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 宋代的许多名贤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蔡襄、米芾、司马光、王安石、朱熹、文天祥等,或为之作像赞,或为之写墓志、墓表,称颂他为“苏湖领袖”、“东南模范”、“三吴木铎之鼻祖”、“百代帝师之功臣”、“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王安石《书赠胡翼之》更曰:“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耳。翼之先生与予并时,非若之远也。”把胡瑗与孔孟置于同等的地位。 至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下诏,尊胡瑗为“先儒胡子”,“从祀孔庙”,至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先儒胡子瑗之位”的牌子,仍与韩愈、朱熹等先儒牌位排列在一起。 胡瑗与孙复、石介在历史上还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先生”之称。理学又名宋学,是宋代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故名理学。胡瑗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认为“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开宋儒性命之学的先声。以传统的儒学伦理为核心,大胆质疑,自立新解,开宋代义理易学之宗。全面阐述性、命、天、人、政、教的内在关系,形成具有个性特色的性命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人全望祖撰的《宋元学案》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文中所指“安定泰山”,因宋初胡瑗讲学于南方称南派,孙复、石介讲学于北方称北派,亦称泰山派。“程、朱二先生”,是指程颐、朱熹。其中程颐是胡瑗的学生,朱熹是程颐的学生。现代编的《辞海》所载“理学”条目,虽承认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学生”之称,但又说:“其实理学的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至朱熹始集其成。”而把胡瑗、孙复、石介完全置于理学之外。胡瑗在如皋的后裔传至今已35世,其大门楹联历代相传都是写的“乡贤世泽,理学家声”,或“苏湖世泽,理学家声”。笔者曾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有幸看到1933年编写的《江苏省志稿》和1937年出版的《江苏乡土志》,都记载:“胡瑗,理学先驱,为二程所宗,朱熹总其成。”这应该是最符合历史的定位。

深远影响

胡瑗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大部散佚,传世很少,且多为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现存世的经学著作有《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3卷,音乐著作有《皇佑新乐图记》3卷(与阮逸合撰),余 已散佚。 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书院举起,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泰州亦在“安定讲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纪念胡瑗先贤,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称“胡公书院”。嘉庆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现存祠三间,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实学论”。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国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均涉足此领域,当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辞源》等权威性著作,对胡瑗都列有专条,翔实介绍。当然,胡瑗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学者和教育家,其思想与行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然而,历史地、公允地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诚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作品

石壁 李白好溪山,浩荡旌川游。 题诗汪氏壁,声动桃花洲。 英辞逸无继,尔来三百秋。 汪公亦蕃衍,宗支冠南州。 其间新建居,林泉最清幽。 竹声满道院,山光入书楼。 仙气既飘飘,儒风亦悠悠。 子孙多俊异,词行咸精修。 我来至石壁,赏之不能休。 酣味碧溪水,苦饮黄金瓯。 因羡汪君居,复思汪君投。 遇景清兴发,浩与天云浮。 斐章异绣段,洒翰非银钩。 庶与谪仙诗,千古同风流。 睢阳五老图 始同优烈晚同间,五福俱全戴角冠。 典午山河遵大道,调元宗社对穷桓。 羌夷谁敢窥中夏,朝士猜疑畏岁寒。 肱股赓歌遗韵在,惟吾后进祗膺看。 著述 明代程敏政在其《考正祀典疏》中,曾称当时学者“大约以为(胡瑗)少著述,而 不得比於濓洛”。然则根据《宋史·艺文志》以及其他目录书籍的记载,胡瑗著述多达十三种,当不在少数。这十三种著述分别是:《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尚书全解》、《景佑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春秋口义》、《春秋要义》、《胡先生中庸义》、《吉凶书仪》、《武学规矩》、《论语说》、《资圣集》。但可惜的是,除了《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三书今天尚能看到之外,其馀几种皆已亡佚。

胡瑗的诗(共2首诗)
  • 《石壁》
    李白好溪山,浩荡旌川游。题诗汪氏壁,声动桃花洲。英辞逸无继,尔来三百秋。汪公亦蕃衍,宗支冠南州。其间新建居,林泉最清幽。竹声满道院,山光入书楼。仙气既飘飘,儒风亦悠悠。子孙多俊异,词行咸精修。我来至石壁,赏之不能休。酣味
  • 《睢阳五老图》
    始同优烈晚同间,五福俱全戴角冠。典午山河遵大道,调元宗社对穷桓。羌夷谁敢窥中夏,朝士猜疑畏岁寒。肱股赓歌遗韵在,惟吾后进祗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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