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乐亭记

　　写于庆历六年(1046)。所谓“庆历新政”，仅经过一年多时间，就在庆历五年春宣告失败，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贬于滁州。滁州五代时为争战之地，备受破坏，经过宋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初步恢复元气。州西南琅琊山为游览胜地，欧阳修政事之暇，颇喜寻幽访胜，辟地筑亭。此文除记述建丰乐亭的经过及与滁人共游之乐外，还描绘了滁州从战乱到和平的变迁，从而寄托了安定来之不易，应予珍惜的命意。

　　无论是记述还是描绘，全文都是围绕“乐”而写：建亭取名为神经是思乐；与滁人共游为“乐”，是享乐。乐在亭中，乐在山川，乐在和平安定的岁月。

　　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含义深远。全篇不足500字，却多角度、深层面地写出了“丰乐亭”的“乐”意。

　　处地之“乐”——自然与创造。

　　欧阳修能够在滁州饮到甘甜的泉水，赏到优美的景致，都是大自然所赐，当然乐；看景致，仅在距滁州百步的地方，上有“耸然而特立”的“丰山”，下有“窈然而深藏”的“幽谷”，中有“滃然而仰出”的“清泉”，能不乐？乐是乐，但作者不想只得一时之乐，也不愿独享其乐，于是在自然赐“乐”的基础上，又用人力去创造“乐”，去丰富“乐”——“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真可谓是由“乐”而造亭，由亭而生“乐”，“乐”何其多，人“丰乐”，亭也就叫“丰乐亭”了

　　处时之“乐” ——机遇与幸运。

　　只有“乐”之地不能成就其“乐”，还必须处在“乐”之时。而作者和滁州百姓，正巧碰见了这“乐”时，这“乐”的机遇，能不感觉幸运吗？作者写处时之“乐”，是从四个方面来写的。一是“乐”之久。滁州在五代时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没有什么安定可言，而宋太祖赵匡胤“尝以周师”平定此地。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再想去寻战争的遗迹，也已经不可得，因为“故老皆无在也”，“天下之平久矣”，百姓“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二是“乐”之源。远源是“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近源则是“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说白了，这“乐”之源其实就是大宋皇帝，是他使得“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三是“乐”之况。既然处于“乐”之地，“乐”之时，那百姓到底是怎么个“乐”法呢？看吧，“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用现代一点的词语表达，就是“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一派田园风光”，于是作者“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多么惬意呀!这是想当年陶渊明连做梦都想过的生活，现在让宋朝的欧阳修和滁州百姓过上了，这种“乐”，局外人怎么能体会得到呢？四是“乐”之思。人常说：饮水思源。既然尝到了“乐”的甜头，那就一边“乐”，一边思——让百姓“知上之功德”，“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而作者更没有忘记“宣上恩德”是自己的职责。在“乐”的过程中，让百姓思德报恩，懂得这“乐”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以拥护赵宋王朝。这也是本文的深层内涵。

　　处人之“乐”——井然与融洽。

　　作者欧阳修时为滁州刺史，是朝廷命官，如果他只知道自己享“乐”，自己陶醉于山水之间，沉迷于美景之中，那就不是真正的“乐”。真正的“乐”在老百姓那里，在于民风民俗民愿民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与民同乐”。欧阳修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将滁州治理得井然有序，与百姓相处和谐，关系融洽，于是他才得情致，“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百姓喜欢与自己游，那怎么能不“乐”个痛快，“乐”个天翻地覆呢？

　　这篇散文，融记叙、议论、抒情和描写于一体，以“乐”开篇，以“乐”终结，“乐”贯串始终，景怡人，情动人，理启人。他的《醉翁亭记》让人跟着“醉”，他的《丰乐亭记》让人跟着“乐”，真不愧为传世的姊妹篇呀。当然，还必须认识到，这两篇散文都间接地、含蓄地抒发了作者“乐”与“醉”之中的愤郁和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