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宋太宗简介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宋太宗(939~997)

宋太宗基本资料:

  中文名:赵炅   别名:曾用名:赵匡义,赵光义   国籍:后周,北宋   朝代:宋朝   职业:宋朝皇帝   民族:汉族   出生地:开封府浚仪县崇德坊护圣营官舍   出生日期:939年   逝世日期:997年   职业:政治家,皇帝   主要成就:灭北汉

    太宗雍熙三年,即公元986年,北宋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北伐战役,企图一举夺取燕云十六州。战争的结果却是以宋军更大的惨败告终,从而使在对辽关系上“终宋不振”。这段悲惨的历史不知令当时及后世多少人扼腕叹息!学术界有关探讨这次战役宋军失败原因的文章,较多地论述了宋军战略的失误;其次是宋君臣们对辽方情况判断的错误,因而贸然发动了这场毫无把握的战争;此外,还指出了“将从中御”、将无亲兵、将系庸才等方面导致失败的因素。已有的研究,还几乎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到太宗一人身上。这些观点,对研究历史上这场战役,已具有了许多启发意义。

  梳理和总结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除值得肯定的,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似仍有重新商榷和探讨的必要。本文即试图在总结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对这次战役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剖析。

  宋高梁河战役后的对辽政策

  北宋朝廷作出第二次北伐的决策,据载缘于这样一次对辽方情况判断的错误:雍熙元年,宋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奏,内称已即位二年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军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这件事,被有关评论这场战役的文章反复引用,认为“宋太宗便是以这个无知作为根据,作出第二次北伐的战略决策。”或曰“这些人既是太宗的亲信,又投合了太宗的心意,太宗阅后大喜,遂决意北征。”等等。这些论述,在史籍里都能找到一定的根据,而且也与当时文臣的看法相合、如知制诰田锡在端拱二年(989)正月所上奏论中总结失败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是侯、利用、贺令图之辈误惑圣聪,陈谋画策,而宰臣昉等不知。”而所归结的经验教训就是“内则询谋宰臣”,并且要“事事与宰臣商量”。将战争失败的责任首先归咎于贺令图这批武人。田锡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文官集团的意见。除了宋太宗的因素,发动战争的责任是否应该主要由贺令图等人承担,揆诸当时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根据似是而非的情报得出错误的判断,并不只是贺令图等少数几人,而所投合的,也不只是太宗一人的心意,而是当时士大夫们较为普遍的心理。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思考,假使没有贺令图等人的出现,这场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回答是否定的。这个问题的讨论要追溯到高梁河战役结束之后。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从刚攻占的太原仓促北伐,七月在高梁河与辽军决战遭到大败后,锐气虽然受到严重的挫伤,但还没有因此而改变宋辽双方军事力量的均衡态势,在辽国为报复宋朝对幽燕发动的不宣而战所实施的进攻中,尽管宋军时有败绩,但有的主力部队还能够以积极防御的姿态,在迎战中斩将擎旗,击退辽军。总的说来,宋军基本上遏制住了辽军的攻势,在防守战中与辽打了个平手。其间较大的战役有发生在是年九月的满城。宋军在满城之西大破集结来犯的辽军,又乘胜追奔至遂城,“斩首万徐级”,俘获甚众。又有次年三月的山西雁门,潘美与杨业以奇兵大败入侵之敌。辽军未达到报复的意图,虽经二次挫败仍不罢手。这一年的十月,辽景宗亲至幽州督战,围攻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在连续取得数次胜利之后,目的既已达到,在宋太宗再次亲自督率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就主动班师撤回。此后宋辽在边境地区虽多次发生战斗,但随着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的驾崩,两国继续维持着原有疆界,军事冲突则基本告一段落。

  应该看到,宋军在防御战中取得的胜利,除了其军事实力尚足与辽抗衡之外,主要还是由于依托坚城,以逸待劳,发挥了以步兵为主的短距离集团作战优势。虽然不断有捷报被及时地呈送到朝廷,并由史官记录下这些令人震奋的战果,但有的战绩极有可能被有意无意的夸大。这正如后来端拱二年田锡在检讨中所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宋军在防御战中的这些局部性胜利,在一定程度冲淡了高梁河战败后的悲观情绪,对重新鼓舞起宋军将士的信心多少起了些作用,但却又使太宗及文官们对本朝的军事实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认为还足以去收复幽燕。

  宋太宗一而再地将收复幽燕提上议事日程,就在太平兴国五年辽军主动撤师之后,亲征至大名府的太宗又把进攻幽州提出与臣下商议,李昉等大臣鉴于“河朔之区,连岁飞挽,近经蹂践,尤其萧然”以及“属兹寒冽,益复罢劳”的实际,娓婉劝阻,才作罢退兵。李昉等所述情况,事必躬亲、励精政务的太宗未必不清楚,尽管他缺乏对双方综合实力的正确比较,但对紧接着又一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没有顾虑,军队叠经战役,急需休;各种与进行大战役有关的条件都明显地不具备。因此,太宗此时高唱的北伐,更多的只是一种精神上和舆论上的需要。

  如果说,雍熙四年的北伐是太宗过分从巩固自己的皇位出发,因此才不顾“馈饷且尽,军士罢乏”,“诸将皆不愿行”的实际,也听不进呼延赞“此饼难翻”的劝谏,头脑发热,执意进兵,惨遭失败。但太宗一回京就贬斥了认为不可靠的将领,又逼死太祖长子德昭,同时注意选拔忠于自己的将领。潜在的政治威胁已逐渐消除。那么,太宗此时仍然坚持把北伐挂在嘴上,则主要是从自己的名声和威望考虑。原想用战争的胜利来稳固皇位,不料却是失败,不得已借助并不十分情愿的不光彩手段,自己的形象已受到极大的损伤,如果就此取消北伐,何以有颜面对群臣?但要付诸实施,则绝非儿戏。不能不说太宗已相当谨慎,所以,当垂询到的李昉等人一提出异议,他立刻'深纳其说,即下诏南归。”为了更体面地班师回朝,太宗还以不无遗憾的口吻写诗以示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句,颇富戏剧意味。

  今之论者,多将此后雍熙三年决定北伐的失误主要归咎于太宗,此非持平之论。按照传统的观念,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力,拥有对国事的最后决定权。但应当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皇帝在许多情况下亦不过作为一种最高权力的象征,如果他不能俯顺舆情,一意孤行,长期违背群臣特别是文官集团的意志行事,则政治就会出现某种危机。以英主贤君自期的太宗皇帝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形出现。何况,本朝自太祖皇帝开始,就以不杀士大夫的誓言诏告子孙后世。此无异激励士大夫们以及全国的读书人更好地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本朝的士大夫放言直谏、无所顾忌的浓厚风气是前朝后代无与伦比。在北伐问题上,相比之下,群臣们的情绪远较太宗热烈。即以李昉等人的议论看,也仅仅是从技术问题上着眼,并非是反对北伐本身,只是说要再作些准备后,“期岁之间,用师未晚。”其思想根源,正如顾全芳在《评宋初的对辽政策》一文中所指出:“宋朝的士大夫们,从中原王朝中心观和汉族统治论出发。”但顾文所引,皆是太宗以后宋人的议论,其实在太宗时群臣的言词里,这样的观点已是俯拾即是。李昉等人奏议中所谓:“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王禹催所谓“本是汉疆”,等等言词,都体现了宋士大夫们这种郁结不化的情结。

  此时,也不是完全没人对现实具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提出正确主张。当太宗在太平兴国五年回到京师,“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时,左拾遗张齐贤则上疏反对。通观其全文,其中心观点是主张恢复太祖时代对辽积极防御的策略,选择象古之李牧那样的良将,“峻垒深沟,蓄力养锐”,避免战事,减少对边鄙地区的后勤供应,使河北人民获得休息,从而增加河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实边用,等待自己的力量强大以后,再议收复不晚。当前,则“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太宗“嘉纳”了他的建议。

  张齐贤的远见卓识,没有资料证明受到了其他臣僚的响应,而倒是遭到后来人似扬反抑式的批评。如南宋人吕中说:“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徒知辽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盖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枉,二则中国之险移龄夷狄。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吕中的这段议论被不止一种史籍所引用。本文无意对宋人的这种情结进行过多的纠缠,只是想说明,建言速取幽蓟的众多议者,并非多数都是在迎合太宗;而我们对太宗力排众议,接受张齐贤的建议也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更不能断言太宗丝毫没有接受高梁河失败的教训。如果以这种简单的方式看待历史,则不符合历史本身的实际。

  当然,这并不意味宋太宗放弃了攻取幽燕的念头。轻率用兵招致败北之耻这一点既已是明摆的教训,那下一次的北征就必须谨慎从事,但攻占幽燕的目标仍然不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边境地区在加紧修筑城防,屯兵聚粮,又开疏河道以通槽运。这些措施,既增强了边防,又在为再次大举暗作准备。因此,积蓄力量,加紧备战,寻机而动,再事北伐,是这一期间北宋对辽政策的基调。这些行动,自然也引起辽国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太宗本人也辛勤于再次北伐的准备:每天一早在崇德殿接受百官的朝请议事后,中午就在讲武殿讨论军事;“或拣阅军人”,“或亲观战马”。因为,在太宗和臣僚们看来,不收复幽燕,不仅是不能解除北边的威胁,而且更重要的,是难以避免历史的指责,无疑将在青史上留下污点。

  太平兴国六年,易州宋军在辽国试探性的进攻中获取小胜,太宗又谋大举伐辽,分别与辽接壤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和定安国联络,希望两国能出兵协助,以“张椅角之势,”但两国都因惧怕辽国,无一响应,太宗才取消了这次计划。

  次年,辽景宗带兵分三路南进,战皆不利而回。九月,景宗驾崩,其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圣宗。太宗在三路获胜之徐,于十月颁布保疆诏书,除了声明太平兴国四年的北伐曲在辽方外,“亦罪己良多。”同时申令军民不得“入北界剿略及窃盗”。十二月,宋朝又向辽遣使献犀带请和。金戈铁马之声戛然而止,是不是宋廷突然改变了主意?应该说,这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年年兵连不解,几乎使整个北方地区的人民不逞起居,不堪重负。因此“议者多请息民。'而辽国的情形是景宗新丧,“母寡子弱”,短期内似无主动进犯的可能。太宗采用田锡上年希望寻求与辽重新和好可能性的建议,主动采取以上行动。不论是息民以利恢复生产,还是从舆论,以及对辽朝新主作某种外交上的试探等诸方面考虑,都是非常明智的。辽国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宋在边境地区的备战状况并没有缓解的迹象,讲和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表示,因而断定宋朝没有讲和的诚意,也采用试探性的方式,“诏以无书却之。”假使宋廷的求和出自真诚,出于维护体面的考虑,不便正式照会辽廷,也不妨接着采用开宝七年辽国主动向宋求和的方式,由宋边臣致书辽国边臣,逐步展开和平外交。宋廷就此止步,说明上述对辽政策基调并未改变。有文称“由于求和未得,在羞忿之下,太宗转而积极备战。”恐非历史真相。

  据载,太宗“始有意北伐”是在雍熙元年。在此前一年,北宋君臣在一再对辽国的情况作出与事实相反的判断后,北伐的意图就跃跃欲现了。如十一月,高阳关捕得辽军俘虏,“言契丹种族携贰,虑王师致讨,颇临近塞筑城为备。”说明辽朝对宋已在加强防御,处转戒备警惕状态,却对俘虏之言信以为真。又据情报认为“自朝廷增修边备.北人甚惧。”太宗与宰相宋琪就已经讨论到收复幽燕后的计划,设想到那时只需要在古北口、松亭关、野狐门三、五处要害置戍,就可以止绝辽军的南侵。这种美好的设想,自然不止为太宗和宋琪二人所抱有,也是北宋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蓝图,并被形诸笔墨。贺令图等人在这一年的相继上言,不过是更坚定了北伐决心。

  贺令图等人所依据的事实,证之以辽景宗刚死后的辽国内情形,似也不无吻合。“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这是萧太后对其国内国外形势的忧虑。且不谈其西南边的党项十五部趁机复叛侵边,虽被击破,但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东边的女真族也伺机欲动。辽廷又在统和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二月一日颁布禁令,禁止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从这些迹象看,都说明辽国内的政治危机确实存在。令图等人同时还看到:专政的萧太后“有机略,其下皆察服焉。”也非虚假。此外,他们在报告中还详细提供了萧太后与韩德让特殊关系这一情报,在分析中显然增加了若干想象的成分,错误地从汉文化心态来臆测已造成了辽国内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是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无知,显然不足为据。但辽国内这种主幼国疑的局面,也确是北宋伐辽的机会。而且,历史上亦屡见在这种局面下发生剧变的先例。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时过境迁,辽国内的形势已逐渐发生了若干变化,因此,上述情报实际业已过时。宋廷中并没有人看到这一点而对此提出准确的看法,应该说,太宗和群臣对令图等人的分析深信不疑。

  辽国在圣宗即位后,称制的萧太后明达治道,习知军政,她所信任并与参决国事的大臣,如室防、耶律斜较、耶律休哥、韩德让等人,都是识大体、有能力有威望的卓越人才。在他们的辅佐下,同心同德,“整析蠢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萧太后还及时实行改革,调整民族关系。统和元年七月,就从法律上规定不论辽人或汉人,都完全按照汉法判决,因而使“燕民皆服。”耶律休哥全面负责幽燕事务,“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仅如此,他为了改变连年战争造成燕地人民疲弊的状况,在省赋役,恤孤寡的同时,还一改主动向宋进犯的态势,“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对前来投奔的宋朝犯罪官吏,也主动遣送交还。可惜,这些积极备战的行为,都被北宋君臣错误地认为是对宋“甚俱”。休哥“战知宋有用兵意”,清楚宋辽间不可避免要再次发生大战,为了进一步地引诱迷惑对方,“还多设间谍,佯言国内空虚,边帅无谋。”其用意十分明显: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则以逸待劳,引诱宋军远离坚城,在平原旷野与之决战,自然是有利于以骑兵为主的辽军。可惜宋方对这些假情报“皆信之”。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对辽方的估量便一再出错。战争还未开始,宋在间谍战上已先暗输了一着。

  然而,贺令图等人的建议,还没有使太宗立刻下达北伐的命令,他似乎还要慎重地再作观察,还要作更充分的准备。又过了近两年,直到雍熙三年正月,尽管有个别臣僚仍对某些技术问题表示担忧,如粮食是否接济得上,幽州城下取石困难,飞炮是否能派上用场等。但朝廷上下,对北伐的前景无一不持乐观态度。连曾经反对北伐、时任枢密副使的张齐贤,也完全转变了原先的态度。太宗这才在群臣不断的鼓励下,正式下达了大举北伐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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